南方日报专版：专家学者热议“转型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省人口文化促进会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人均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中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第一人口大省，广东如何改革创新，实现从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本强省的转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全国起到先行示范作用？
　　12月22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承办，《南方日报》协办的2012中国（广东）人口与发展高峰论坛在广州举行。翟振武、李建民、乔晓春、梁桂全、罗必良、李新春等十多位国内著名人口专家围绕“转型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分别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力资本战略”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人口均衡发展”两个维度，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性、人力资本政策调整、人口服务管理创新、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并发表论坛宣言。
　　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骆文智表示，本次论坛的举行，正值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之际，论坛召开时机好、主题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组织精简高效。中国（广东）人口发展高峰论坛是一个长期的平台，今后将持续举办，论坛成果将以专题报告的形式提交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人口计生委，供决策参考。
　　1、广东两个“第一”：人口大省与经济大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姜卫平表示，广东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华侨人口、境外人口等规模均居全国首位；同时，广东又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地区生产总值稳居全国首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广东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广东在转型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对全国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广东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口形势！”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骆文智把“家底”亮了出来：一是人口总量继续保持较大增长，对实现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压力仍然较大。2011年，广东常住人口规模已达到1.0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8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1‰，高于全国4.79‰的水平。预计“十二五”时期，人口总量继续保持较大增长，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30万人左右。二是人口素质整体不高，成为我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升省域竞争力的瓶颈。2011年，广东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10.57%，稍高于全国平均10.06%，在全国排第12位，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三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凸现。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偏高，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空巢化不断加剧，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四是人口分布不合理。城镇化不断加快，人口流动迁移持续活跃，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挑战。五是人口计生工作发展不平衡，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这需要我们用科学的理性思维不断深化认识，创新工作，把计生与人口发展工作提到新的水平，开拓新的境界。
广东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原院长、省人口发展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梁桂全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口均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发展型“三型”社会，正是对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科学回应。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灵魂，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统一。
　　2、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引起全球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教授指出，在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依靠大量物质要素的投入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力的成本逐渐升高，原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逐渐无法适应发展需要。
　　翟振武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日本和韩国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经济发展转型尤为典型。他提出三个具体建议：首先要注重技术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其次，要注重产业结构升级，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提高核心竞争力；第三，还要加快收入分配调整，在发展过程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庞大的中产阶级有利于社会稳定，政府要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充分发挥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作用，让全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建民教授指出，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按照经济增长的驱动模式，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和两个过渡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factor drives）、效率驱动阶段（efficiency drives）、创新驱动阶段（innovation drives）。与收入水平相对应，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处于效率驱动阶段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高收入国家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
　　他认为，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结构关系已经替代总量关系成为了主导方面。人口红利终结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增加了中国经济减速的风险。在人口结构生产性下降的情况下，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城镇化将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新的机会。人力资本是实现效率型和创新型驱动结构的基础。教育和培训的赶超是中国经济赶超的前提。
　　3、广东流动人口素质低于北京上海，应重视人力资本转型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谌新民教授提出，广东省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已经开始呈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开始凸显“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素质偏低、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力、社会管理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他认为，广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以控制人口规模和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动人口城市化、创新社会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途径。
　　在人们普遍关注“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之际，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业人口的高龄化。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对1982—2010年中国在业人口的年龄状况进行分析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迅猛的变化，每次普查，年龄中位数大体上比前一次提高5岁左右。1982年中国在业人口中的年龄中位数是30.72岁，到2010年达到39.86岁，这表明约半数的就业者年纪在40岁以上，在业人口高龄化的进程相当快。农民、工人持续高龄化，将造成国家竞争能力下降。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包括广东省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乔晓春教授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12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比较分析广东省、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外来流动人口的特点。分析结果显示：广东外来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低于北京和上海。提升外来劳动力的素质，吸引更高端的劳动力来广东，应该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另外，广东省外来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也明显低于北京和上海。收入是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最重要因素，为此适当提高广东省外来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广东对外来人口的竞争能力，是有关部门和企业应该考虑的。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李新春教授指出，靠刺激需求和投资拉动的增长不可持续，需要向人力资本和技术推动转型。广东需要进行四个转型：一是人力资本战略转型：从体力型人力资本到知识型人力资本。二是人力资本制度转型：打造高素质人力资本。三是人力资本结构转型：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四是人力资本国际化转型，“80年代用本地人，90年代用全国人，21世纪用全球人”。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统计学系系主任刘建平教授则提出六大政策建议：一是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尽早开征遗产税；三是降低信贷门槛，加大教育信贷力度；四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五是加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中西部地区教育、“老少边穷”地区教育的投资力度，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教育水平和质量的差距；六是设置教育指标，列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4、警惕“土地城市化”的政府偏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罗必良教授指出，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阶段城市化战略普遍具有的“大城市偏好”的特征。不少地方政府注重“土地城市化”，而不是农业人口的城市化，造成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大规模的城市化，而农村人口却没有获得相应规模的城市化，比如2000—2010年，全国的城市面积扩大了50%，而城市人口只增加了26%。二元结构并没有因为城市化快速推进而消除，反而因为农村人口较少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他建议，现阶段不宜将发展大中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化的重点甚至唯一的模式，应当实施中心镇为主线的城镇化发展战略，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成为阶段性的战略选择。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教授关注社区社会分化。他认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分化必然产生。那种只从建筑上考虑，认为混居的小区建筑方式可以自然消除社会隔离，增进社会融合的想法过于天真，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社会性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发展社会组织、拓展社会公共空间。
　　5、创新“大人口”管理模式，促进社会公平
　　“计划生育工作呼唤社会公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指出，计划生育领域的不公平，不仅体现在不同的生育权上，更反映在不同出身孩子的发展权上。社会公平与现行的机制体制相关。比如，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将统一的市场分割得支离破碎，将本来应当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人群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对当前的不公平利益进行固化，从而增加了计划生育与人口流动的管理难度。他建议，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用法律与制度将政府权力关入牢笼，在不牺牲效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场机制。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所研究员匡耀求建议，广东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可以率先试点，成立具有人口管理综合职能的人口发展委员会，全面保障人口生存权和促进人口发展权的落实。（撰文：陈枫周仲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