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蔡 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2008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对2010年整体经济形势，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蔡昉的判断是乐观的，他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的V型复苏是完全确立的，今年GDP增长9％以上也应该不成问题。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来自什么？相当多的人同意是来自人口红利。我认为有两种人口红利，或者叫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前者是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现象，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导致人口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这部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我们还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
但现在，我们发现，原来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只用了一半，至少还有一半的潜力没有挖掘。
人口红利具体表现之一是城市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的增长率达到年平均3.2％，这是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属于超常规增长。
其实，这个城市化率并不全面反映城市化水平。因为到目前为止46％城市化率是用统计上的常住人口达到的，这种城市化仅意味着就业转换，虽然包含在人口红利中，但是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就业转换，还有消费模式转换。让农民工进城，不解决户口，他还是要回家的，他的消费潜力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被调动起来。
过去这几年中，中西部地区发展很快，制造业和工业增长速度也快于沿海地区，差距在缩小，但是它的制造业的技术构成是资本密集型，背后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发展，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方式不符合它的比较优势，也不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竞争力长期看很成问题。
我们本来预想，把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依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按照现在政府主导和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西部工业发展，恰恰走了违背它比较优势的道路。这样，中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成为像意大利南部和德国东部地区一样：曾经有比较快的发展，但很快停滞，地区差距持续不降，即出现所谓的“梅佐乔诺”现象。
蔡昉认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办法是：政府不要主导地方经济，而是让市场主导。政府要做的则是把钱花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上。
优惠政策不恰当，就意味着扭曲了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我去某沿海城市看过一个农民工的公寓，管理得很好，一天交1块钱的住宿费、一天三顿饭是7块钱的成本。但其实等于是政府的建设和投资，变相补贴了企业应付的工资。
有一种理论叫“刘易斯悖论”：政府的失败既可以是由于政府无所作为，也可以是由于政府干预太多。政府职能越位了，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同时让地方企业不再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了，就意味着政府已经做过了，这就是一个短期GDP和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拉动内需不靠喊，其实老百姓没存多少钱，普通老百姓存点钱绝对是必须的，是未雨绸缪，因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现在大家都去抢着买房，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人们对自己的社会保障预期不稳定。
过去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干了那么多事，他那些公共工程到后来基本都被批评，但是没有人否定他在经济危机时期扩大了高等教育、奠定了美国社会保障基础，这两件事情到现在都被称颂，被视为美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的起点。
现在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建材下乡，其实这些钱作为社会保障更好。我们做过一些统计，就是在低收入者的保障指标中多增一项，就能刺激一定规模的消费，这是最实实在在的促进内需的办法。
2010年要解决三农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不是简单说给户口，应该赋予跟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包括社保、教育、医疗等待遇。当农民工仅仅作为劳动力为城市打工，转变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做贡献时，这两者之间至少有相当大的潜力是可以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就是另一半的人口红利。
